【引言】

在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的重压下，近一段时间有关制造业“去中国化”的言论甚嚣尘上。实际上，早在疫情“黑天鹅”事件发生之前，过去两年中美贸易冲突下的报复性关税，已经对跨国企业有所警示，使其反思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不过，从商业现实利益角度出发，“去中国化”的难度很高，合作共赢依然是当前世界的主流。

2020年以来，由于新冠疫情的冲击，全球金融市场动荡。新冠肺炎病毒的迅速传播不仅对人体造成危害，同时更多的是对全球经济的沉重打击，尤其是对全球供应链的重创。跨国公司和股市都在问：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是否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在此背景下，近一段时间有关制造业“去中国化”的言论甚嚣尘上。那么制造业“去中国化”的内在逻辑是什么？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分工中位置，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对此，史密斯商学院研究教授Kislaya Prasad教授认为：“在新冠大流行病初期，疫情的冲击仅限于中国，那时许多美国政界人士表示，疫情暴露出对中国供应链依赖的风险成为他们口中供应链脱钩和制造业转移的理由。不过一个现实的选择是，即便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似乎对该理由是否成立仍持怀疑态度，原因是离岸外包给中国带来的成本优势实在太大了，将制造业带回美国或转移到第三国的成本太高（即使具备这种能力）。有趣的是，随着疫情的蔓延，全球纷纷陷入防疫泥潭。此时中国能在很短时间，凭一己之力且没有任何经验的情况下取得防疫的成功，不仅让全世界看到了希望，更用事实证明中国是可靠的商品供应商。”

数据统计，在《财富》 1000强企业中，有163家在中国拥有与其有直接业务关系的一级供货商，而938家拥有中国第二级供货商为第一级供应。换句话说，几乎所有的《财富》1000强企业直接或间接承受了供应链上的“中国因素”风险。因此，跨国企业不禁要问：我们会从中国大量撤出吗？

Kislaya Prasad教授表示：“显然我们不可能免于大流行病或其他自然灾害的干扰，而此次新冠疫情正好凸显出具有弹性的供应链的重要性，无论国家还是企业，都要为未来世界某个地区发生灾害做好应急计划的准备，这可能涉及建立一些国内的应急机制，但这不能成为‘去中国化’的理由。”

话虽如此，但实际上很多人并不认可。据报道，日本政府将专门拿出2435亿日元资金，用于资助日本制造商将生产线撤出中国，以实现生产基地的多元化。同时美国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洛德提议：“对于美国企业从中国迁回美国的所有支出，美国政府应同意给予百分之百的税前列支”。

显然，我们应该对疫情期间不断炒作的产业链迁移、企业回流的声音有理性的判断。只有分清政治口号和商业逻辑间的差异，才能帮助我们抓住事物本质。政治口号一般代表政治家的愿望和导向，它与商业现实利益往往有很大距离。在西方社会，政府对商业行为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商业背后的利益考量才是决定企业行为的根本。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发展了全球价值链的概念，其中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逻辑是产业的不断升级和资本的逐利本性。在中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寻求中国创造和中国智造的阶段时，个别产业和价值链的部分迁移别国是一个根本的趋势。新冠病毒疫情导致全球经济进入缓慢停滞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全球企业家加紧反思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全球布局。这一点在本质上应该和那些渲染产业链本土化、价值链安全化的声音是有所区别的。

因此，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是理性选择，其背后逻辑是利用中国制造的优势和贴近中国市场需求，这两点若不能扭转，中国制造大国的地位将无法从根本上撼动。

Kislaya Prasad教授也认同上述观点，他认为：“在制造业方面，中国在当地生产的产品中是独一无二的，在那里几乎可以找到需要的任何东西。大家都知道中国制造成本优势，但其质量也很出色。中国制造业拥有熟练的劳动力，同时创新、质量也在不断提高，中国在价值链上的发展相对较好，他也将继续在全球制造业中发挥卓越的作用。”

有观点认为，疫情期间，美国的强硬派会利用疫情推动与中国经济和科技的进一步“脱钩”，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在疫情初期推动制造业回流，而现在继续推动中美“脱钩”，打击华为、TikTok等科技企业等。

对此，Kislaya Prasad教授表示：“对于中国而言，我认为更大的威胁是科技界的‘去中国化’和互联网的分裂。美国针对华为和中兴的行动以及针对TikTok的威胁行动都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一步。相比制造业回流，此举可能更容易实现，因为强加给美国消费者的成本不会那么高。另外，两国关于信息控制和政府对用户信息的访问的规范是如此不同，以至于双方分歧过大。

不过，Kislaya Prasad教授坚信：“上述挑战在任何时候都会存在，只要在获得足够就业机会的同时，充分利用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等优势，惠及社会各个领域和地区。对于供应链和互联网，我相信，在一个不会分裂为不同阵营的世界中，我们会更好地得到服务。”

★ 写在最后 ★

总的来说，过去20年中国制造所形成的优势不会瞬间消失，短期内中国制造大国的地位还无法从根本上撼动，部分西方政治家的政治愿望显然很难压过企业家的商业利益考量。不过，Kislaya Prasad教授表示：“中美战略竞争如果长期持续下去，外交政策中的政治摩擦将对中国制造业不利，即使供应链不破裂，也可能施加足够的成本和不确定性，从而影响中国的国内繁荣。”

Kislaya Prasad

马里兰大学史密斯商学院

研究教授

Prasad博士获得了雪城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和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是马里兰大学罗伯特·史密斯商学院的研究教授，同时还是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学会社会与经济动力学中心的客座学者。此前的职位还包括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和剑桥大学研究官。

Prasad博士的主要研究重点是个人决策的可计算性和复杂性以及经济平衡、技术的创新和传播以及对经济行为的社会影响。他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主要的经济期刊上，例如《货币经济学》、《数学经济学》、《国际博弈论》和《经济动力学与控制》。他目前的项目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包括医疗变化和医学技术的传播、不确定性下选择的复杂性以及合同理论的实验检验。

马里兰大学全球领导力EMBA

美国马里兰大学是公认的美国最佳公立研究型大学之一，马里兰大学史密斯商学院拥有全球非常优秀的教授团队及科研能力，是国际公认的管理教学和数字经济研究的领导者，更是众多商业领袖和创业者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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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兰大学史密斯商学院中国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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