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数字货币历史看，中国央行于2014年启动了其数字货币项目。该项目于2017年获得国务院的正式批准，与商业银行合作研究数字货币的创建。同期中国央行成立了数字货币研究所，从事数字货币研究。到2020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刚确认高层设计，标准制定，功能研发和调试测试已经完成，并且在深圳，苏州，雄安和成都正在进行现场测试。在研究数字货币的设计时，中国人民银行提出了几个目标：更换实物现金以消除生产成本和伪造风险；控制非法金融交易，例如洗钱；加强财务法规和资本控制；挤出诸如比特币之类的私营部门数字货币，这有利于资本外逃和不良的金融投机活动；不损害已建立的商业银行和存款收集系统。

随着中国人民银行的研究不断深入，Longbrake教授认为中国央行做出了两个与目标一致的关键设计决策，他表示：“中国央行决定仅通过现有银行系统发行数字人民币，并拒绝直接在央行开设账户的选择。这是通过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的双层制度实现的。个人从央行指定的合作机构处获得数字货币/电子支付（DCEP）账户。这些机构可以是商业银行，也可以是电子支付平台（如AliPay和WeChat Pay）的运营商。他们将100％的资金存入中国人民银行。这种方法消除了私营部门实体的货币创造，并使中国央行能够控制货币供应。”

Longbrake教授继续表示道，“其设计的另一个优势是，中国央行将不必开发自己的支付系统基础设施，因为DCEP账户将通过银行和在线支付平台的已建立支付系统进行管理。此外，DCEP账户无需支付利息。中国央行意识到，如果为DCEP账户支付利息，这些账户可能比普通银行存款、中间银行更有吸引力，并削弱其信贷能力。因此，DCEP账户只是实物现金的精确复制品，唯一的实质性差异是个人和企业在处理电子现金交易与实物现金交易时更为方便。”

另一方面，数字人民币有助于降低社会管理成本。由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人民币现金结算、交易日益复杂，且其中也隐藏洗钱等违法行为，由于现金使用过程中庞杂，管理成本高，但通过数字人民币将有助于提升管理效率、降低成本。

此外，未来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体系的建立，还有助于中国建设全新的金融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中国支付体系，提升支付清算效率，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同时，数字货币还有助于中国经济领域的反腐败工作，使贪污、受贿等行为受到更大的制约。

Longbrake教授也赞同上述观点，他表示：“DCEP账户依赖于现有的合作架构并使用现有的移动应用程序支付系统的技术和基础结构，并且由于不支付利息避免了直接竞争，因此DCEP账户很可能会迅速获得广泛的接受和使用。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将受益于支付系统效率的提高和控制犯罪活动能力的增强。另外，在某些国家经济中，潜在的担忧可能涉及个人财务隐私权，但是在中国这不太可能成为问题。”

Joseph Bailey教授则表示，“目前，数字货币仍在尝试进入主流。尽管数字货币的传播仍处于初期阶段，但有迹象表明它将继续受到关注。现在的主要问题是，需要多长时间？为了以更可持续的方式发展，数字货币需要改善其设计、治理、问责制以及与各国政府的关系。尽管支撑数字货币的区块链技术是固有分布的，但整个系统必须像健康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那样更好地协调发展。”

按照业内普遍共识，DCEP可以替代狭义货币流通中现金（M0）的功能，而M0是指银行体系以外各个单位的库存现金和居民的手持现金之和。所以，DCEP基本可以看作现金的数字化，和人民币可以1：1自由兑换。表面看，DCEP与支付宝、微信支付差不多，尤其对消费者而言，央行数字人民币与支付宝、微信支付在使用感受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不过从货币属性上分析，两者却有本质的区别，一个是央行负债（M0），一个是商业银行负债，属于广义货币量M2。因此，有观点认为，DCEP是数字货币，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则是货币数字化。

对此，穆长春也解释道：“数字人民币的定位是流通中现金（M0），因此与现金一样，只能由商业银行向大家提供兑换数字人民币的服务。但在流通方面，则可以由商业银行以及第三方支付机构等，共同向公众提供数字人民币的流通服务。”

由此可见，DCEP并非推广人民币国际化适合工具。DCEP设计的初衷是成为经济中现金（M0）的替代者，而不是以跨境支付为目的。人民币国际化在现阶段的方向，应当是提高其在大额跨境交易中的份额，DCEP并不适合承担这一任务。即便对于一些人民币小额跨境和离岸交易，维护现有的制度安排可能比推广DCEP更为有利。

William Longbrake教授在金融和投资、宏观经济学和货币政策、风险管理、住房和公共政策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他曾在商业，学术和政府机构担任要职。 自2009年6月以来，Longbrake教授一直担任马里兰大学史密斯商学院的特聘业界教授，并加入了商学院金融政策中心。他每月1-2周与教师，学生，商业领袖，政府决策者和非营利组织的执行人员一起处理各种商业，政策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