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近些年，数据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设计师和开发人员在使用数据的时候持续性地偏袒男性的情况却非常严重。在大数据时代，男女之间的“数据鸿沟”会有怎样的变化？大数据对解决“数据鸿沟”（Data Divide）问题是有利还是不利？提倡“男女平等”在社会发展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正文】

一年一度的国际劳动妇女节又到了，其全称“联合国妇女权益和国际和平日”，旨在每年的3月8日这一天为庆祝妇女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做出的贡献和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设立的节日。显然，女权来之不易，这个节日是世界各个国家的妇女为争取平等权益而不断努力斗争的结果。

值此之际，我最近无意中看了一本书——《看不见的女性》。该书作者是女作家卡洛琳•克里亚多•佩雷斯，同时这本书也是2019年《金融时报》和麦肯锡年度商业图书奖的获奖书。该书的主题是，设计师和开发人员在使用数据的时候持续性地偏袒男性的情况，称之为男女之间“数据鸿沟”。

史密斯商学院信息系统助理教授Lauren Rhue认为，“性别数据鸿沟在社会中无处不在，影响着技术，人力资源，金融和维基百科等各个领域，研究人员正在发现越来越多、意料之外的性别差异实例。”

不过，尽管性别数据分歧始终存在，但Lauren Rhue教授却认为这是一个好兆头，她表示，“这表明许多机构正在采取措施解决这一问题。例如，亚马逊在表现出对男性的偏爱之后就撤回了其AI招聘工具。微软的面部识别算法表现出偏差后，增加了更多代表性样本。一旦组织意识到他们的产品和服务对男女的效率不一样，组织和研究人员就可以更改其数据收集和统计方法，以减少男性任职人数过多的影响并缩小性别数据鸿沟。”

阅读该书的同时，我不禁想起近些年看到的一些关于中国女性在职场的数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数据显示，中国劳动参与率的性别比率，也就是职场中女性和男性的比值，从1990年的0.86降到2017年的0.81。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编制的全球性别差距指数(Global Gender Gap Index)也显示，2017年中国在144个国家中的排名下滑到第100位，低于2013年第69位。根据万得资讯(Wind Info)数据，在中国3252家国内上市公司中，女性仅领导了170家，占总数的5.23％。

这些数据都表明，中国女性自1949年以来取得的地位，近来年逐渐退缩，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鉴于女性负担更多的家庭责任，传统性别角色又再度被强化，导致相比于男性，女性在职场中的机会较少。

上述情况也许并非中国特有，相信全球其他国家都或多或少出现类似情况。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提倡“男女平等”、强调女权的声音就显得更加“刺耳”。实际上，这种声音是非常有必要的。

回到文初提到的《看不见的女性》，它的作者佩雷斯是一位新闻工作者，也是一位女权主义运动人士。她曾发起一项运动，要求在十英镑的纸币上印上18世纪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傲慢与偏见》的作者）的头像。经过佩雷斯的努力，2017年9月，英国发行了印有简•奥斯丁头像的十英镑纸币，这就使简•奥斯丁成为除了英国女王之外，被印上纸币的女性人物。

对于《看不见的女性》这本书，评委会主席、时任英国《金融时报》总编莱昂内尔•巴伯说，这是“一本令人震惊的书，它告诉了人们隐藏在眼皮底下的性别歧视。佩雷斯掌握的数据非常全面，她所做出的对此采取行动的呼吁，我们必须重视。”巴伯把佩雷斯称为“数据领域的西蒙娜•波伏娃”。波伏娃是法国的女权主义者，是法国哲学家萨特的伴侣，也是世界女权运动的先驱和重要领袖，波伏娃写的《第二性》是女权领域的开山之作。可见《金融时报》的总编对佩雷斯和她的书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看不见的女性》这本书具体展示了，在很多领域，包括医疗保健、工业设计、城市规划等等，都存在着排除或者忽视和女性相关的数据的现象，有时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佩雷斯在这本书里认为，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客观的数据中，实际上可能包含着对男性的高度偏袒。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数据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很多时候资源分配是由数据决定的，而使用错误的数据，就会导致错误的资源分配。所以，在数据方面对男性的偏袒，可能对公共开支、健康、教育、工作场所环境以及整个社会都造成不良影响。

这本书里举了很多具体的例子。例如，手机生产商生产的手机，对女性的手来说太大、太不方便，因为手机在设计时主要是用男性来做试验的。再如，医生给病人开的药或者医疗器械，其实没有考虑到男女差异，这对女性的身体是不利的，这是因为在研制药物、临床试验的时候，主要的实验对象是男性，而没有专门针对女性试验。心脏起搏器的电波上限设置，是适用于男性的，但那个上限对于女性来说太高了。一些治高血压的药对男性有用，但对女性其实是有伤害作用的，这些都说明在药物研发的过程中没有专门考虑到其对女性的影响，而是把男性作为想当然的对象来看待。

这是在医药领域，另外还有很多例子。例如，据统计在交通事故中女性受重伤的概率比男性高47%，而这是因为汽车车座的设计没有充分考虑到女性的生理特征，比较适合保护生理特征不同的男性的安全。此外，女性所做的很多工作没有得到承认或重视。比如，英国所有无偿工作中的四分之三是由女性承担的；以女性为主的护工和清洁工所需要抬的东西，其重量有的时候会超过建筑工人或矿工所抬的东西；家庭明火炉灶造成的室内空气污染，是全球女性死亡的最大环境风险因素——因为女性经常在家中做饭，所以更容易遭遇这样的风险。

佩雷斯在书中明确表达，绝大多数的情况不是因为男性故意在统计和使用数据时不考虑女性，而是因为男性忽视女性因素。实际上这样的情况更可怕，问题更难以解决，因为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问题的存在。

这也从另一面反映出，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男性设计和建立的，为男性服务的，女性遭到了系统性的忽视。这种偏袒和忽视是看不见的，但确实对女性的生活产生了严重的影响。通过《看不见的女性》中写的那些活生生的故事、案例分析以及一些新的研究，我们能看到隐藏在看起来很平常的生活表面之下对女性的歧视。

佩雷斯将这称为性别方面的“数据鸿沟”。通常“数据鸿沟”是指不同人群获取和使用数据的机会方面存在的差距，但一般研究中，这一概念是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城市和乡村地区之间的数据鸿沟。对于性别数据鸿沟的关注，目前为止还很少。随着我们进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对解决这个问题是有利还是不利？令人担忧的是，在佩雷斯看来，引入大数据会进一步放大和加速已经存在的性别歧视。

Lauren Rhue教授表示，“我个人认为，性别数据鸿沟只是一个较大现象中的一部分，它的出现是和数据代表性不足有关。显然，在大数据时代，机器从历史数据中学习，男性数据过多的结果会导致其为男性设计的产品和服务。尽管性别数据鸿沟可能是由于研究人员没有从女性那里收集到足够的数据而发生的，但由于历史数据反映了社会性别角色，这种情况也可能发生。例如，一种语言分类AI学会了将计算机工程师与男人和家庭主妇与女人相关联，这是一种性别分类，反映了这些职业中的性别失衡。有一些统计技术可以纠正数据中的性别不平衡。因此，尽管性别数据鸿沟存在，但随着研究人员和其他人越来越意识到这一问题并且更愿意解决这个问题，这种分歧正在减少。但是，由于性别数据鸿沟通常是不明显的，因此研究人员必须不断检查其数据收集方法，数据集，技术和结果，以寻找性别差异的证据，以避免性别数据鸿沟。”

Lauren Rhue教授举例道，“在2019年末，针对Apple Card给予丈夫的信用额度高于妻子的信用额度，苹果公司受到了调查。该公司解释说，发生不同的限额是因为他们没有在数据中把性别作为变量，但是他们的信用产品学会了为女性分配比男性更低的信用限额，即使夫妻俩有共同账户也是如此。同样，为了解决性别数据鸿沟，我们必须开发出在产品和服务投放市场之前识别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对于大数据解决性别数据鸿沟问题是有利还是不利？

提倡“男女平等”在社会发展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史密斯商学院副教授John Bono表示，“收集更多信息可以更好地洞察偏好、行为和生活方式，其用于分析的用途将大大增加，但是，如果前提是“更多数据是好的”，则必须查看所获取的所有数据的来源：网站、博客、社交媒体、传感器和其他设备。每个来源都有两个共同的基本主题：财富和机会。一个人必须有足够的财富才能获得参与这些媒介的工具，并有相对频繁地参与的机会。这是性别工资差距的根源。因为多项研究和统计数据表明，女性在从事相同工作方面的平均收入通常低于男性。收入较低的人可能没有参与所需的工具，也没有参与的愿望或机会。鉴于数据收集方式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偏斜的数据不一定会有助于解决数据鸿沟。”

实际上，《看不见的女性》书中也有正面的例子。例如，2011年瑞典一个小镇的管理者决定，下雪之后先清理人行道和公共交通路线上的积雪，而不是公路上的积雪。因为女性的出行模式往往比男性复杂，她们在上班的同时还要带孩子、购物。过往因为人行道和公共交通路线上的积雪，使她们有很大的概率遭遇事故。在2011年之前，步行的人在雪天受伤的概率，要比开车的人高三倍，而这些受伤的步行者里，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是女性。此项措施的结果是，既使受伤的人数减少，也节省了公共资金（因积雪受伤的人治病由政府埋单）。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在制定政策时把关于女性的数据纳入考虑，能带来很大的好处。

我们再回到中国。近年来，Me Too运动受到了公众很大关注，近期北大一名女生自杀的事件也引起了朋友圈的刷屏，说明女性的处境问题，日益引起社会的重视，而且不仅是女性在为此努力，而是中国社会更多地开始强调女权，强调男女平等，对女性的尊重和保护。这是中国社会的进步，而不是所谓的什么“政治正确”。当然《看不见的女性》这本书的内容，对我们来说是有些超前的。不是说不重要，而是说目前中国最紧迫的还是在反性骚扰等方面，加强对女性的保护。当然，西方发生的这些数据领域的女权运动，在未来也会逐渐给中国带来更好的影响，就像此前发生的女权运动近年来也在中国激起共鸣一样，这些影响会一波波地到来，让女性的处境得到改善。

John Bono教授认为，“除了明显的道德和道义原因外，促进性别平等是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途径。增强社会对与性别平等有关问题的认识，将有助于减少妇女间的暴力行为，并有助于增加她们的权利，特别是在那些不平等对待妇女的国家中。妇女作为许多家庭的主要照料者，对家庭成员的健康和福祉负有责任，家庭生活的中断（如缺乏食物）使许多妇女肩负寻找解决方案的重担。这些现实情况可以分散妇女成为企业家、参政等方面的愿望。如果能更好地促进两性平等，将有助于减轻其中的一些负担，并使人们尤其是男性有更多机会获得传统上更容易获得的社会角色和机会。”

在西方国家、数据时代，随着人们的温饱问题得以解决，公共讨论越来越重视如何让人过得更舒适，过得有尊严，让每个社会成员都能体会到平等和温暖，同时要制约使用数据的公司，约束大企业的力量。《看不见的女性》虽然获得的是年度商业图书的评奖，但我们能看到，商业图书领域也越来越关注女权、平等等议题，这代表着历史的进步，也是中国应该从中学习的。

John Bono

史密斯商学院副教授

John Bono是史密斯学院决策，运营和信息技术系的临床副教授。他热衷于教授与编程，数据库，Web应用程序开发，系统开发生命周期和分析有关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

Lauren Rhue

史密斯商学院信息系统助理教授

Lauren Rhue是史密斯学院决策，运营和信息技术系的助理教授。她的研究方向是使用经验和计量经济学方法来探索技术的经济和社会意义。她相信技术是推动积极的经济变革的力量，因此她有兴趣调查技术平台对传统上处于弱势群体的经济影响。她在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获得了信息系统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