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经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甚至这一疫情已威胁到全球经济增长。这场疫情风暴关乎生存，既是关乎个人的生命，也是关乎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生存发展。针对这次疫情可能对企业产生的种种影响，我们邀请马里兰大学史密斯商学院的两位研究教授 Sandor Boyson和Kislaya Prasad分享了他们的观点。

本轮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于2019年12月底起源于中国武汉一家海鲜市场，短短两个月，已蔓延至新加坡、泰国、日本、韩国和北美等地。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最新数据，病毒已传播到全国绝大多数省份，造成了上千人的死亡。2020年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将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并且认为武汉肺炎的传染风险“在中国非常高，在亚洲区和全世界都极具高风险”。

武汉是中国大陆最大的交通枢纽，有无数跨国和国内企业在此设厂。病毒疫情触发的管制意味着绝大多数工厂处于关闭状态。另外10多个中国城市也是如此。这使中国和全球供应链都面临风险。

Sandor Boyson教授表示，“在人类历史上，每次流行病的大爆发，都会对供应链产生冲击。在1900年代初期，流行病蔓延至全球约需要6-9个月时间。显然，此次冠状病毒疫情所需的时间要少了很多。由于供应链将行业、公司整合在一起，因此供应链实际上已成为全球的走廊，供应链中心已经成为传播此类病毒和流感的通道，而港口、机场……这些都是管理和传播病毒的主要枢纽。庞大、流动的产业工人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竞争优势，但此次疫情的扰乱会削弱这一优势。”

面对此次疫情，中国政府表示高度重视，包括已经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来抑制疫情的发展，如：延长农历新年假期，延迟学校开学的时间，关闭旅游景区，在受感染的城市建立病毒检疫区等等。除此以外，一些省市还指示区内企业延期开工。不过，尽管如此，但防疫工作不能不说仍存在一些引发争议之处。

在最早的病例出现之后，即使一时无法确认是否“人传人”，武汉市方面也应未雨绸缪。从最早病例出现到病情扩散间存在着一段时期，这是疫情防治的黄金时间，如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有可能将疫情控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从而避免原本不必要的患者死亡与财产损失。显然从实际情况看，武汉市此次疫情防控方面确有失职。

目前大家谈论最多的就是新冠病毒疫情对中国经济有多大影响？对于2019年底刚刚小幅回暖的中国经济，此次疫情的爆发无疑是雪上加霜。评估本次武汉肺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禁令人回想起2003年的“非典”。

Sandor Boyson 教授认为，“2003年SARS的经验告诉我们的是，企业需要建立全球性的工作组和响应机制，以利用远程办公及其所需的资金来引导员工减少接触，并尽量减少病毒的传播途径。同时企业应制定一个应急计划，在病毒最大影响范围之外与其他供应商合作。”

Sandor Boyson 教授还表示，”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企业，都应该从SARS中汲取教训——创建足够的战略库存以应对潜在的波动，且在病毒爆发的三个月时间内（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办事处于12月31日首次收到有关先前未知病毒的报告）。例如，战略库存一旦枯竭，将会影响到制药行业中的内置保护机制，中国尤其重要，因为他提供了全球80%的医药原料，在三个月时间里，来自中国的上述供应中断很可能导致那些希望在CVS和沃尔玛等药房买到处方药的消费者落空。”

实际上，2003年“非典”的爆发似乎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从当年GDP数据来看，尽管GDP增速在二季度从一季度的同比11.1%跌至9.1%，随后经济增长在三季度和四季度却迅速反弹至10%。最终2003年的经济增速达到全年10%，比2002年的9.1%还要高出0.9个百分点。但10多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活动进一步增多，交通变得更加便利，社会流动性的提高也意味着潜在的系统性风险尤其是公共卫生危机风险的加大。

可以预见，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广泛传播对中国经济最严重的负面影响存在于需求端。本土的消费和服务业将在短期内受到重挫。一方面，由于政府严令民众减少外出以避免传播，家庭消费以及相关服务行业将会受到最大的冲击，如交通、旅游、娱乐等行业将是受到严重打击的行业。另一方面，按照以往惯例，年初受到节日等因素的影响，投资本就不活跃，此次疫情突至，更加会延迟企业部分和政府的投资活动。另外，和投资部门类似，出口部门受到的影响将会只是一个延迟作用而不至于受到致命的冲击。

不过，从悲观的角度出发，如果此次疫情迟迟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很多对于经济的暂时性伤害有可能成为永久性。长期和大规模的人群隔离可能会导致生产链条的断裂，很多中小企业甚至会出现资金链问题，乃至退出市场。显然， 中小企业在当前的疫情环境下困难重重，政府在应对疫情的同时，也应重点考虑如何救助中小企业。毕竟中小企业是中国经济保持活力、创造就业最重要的力量，也是此次疫情中受创最深者。当然，光有政府救助也还是不够的，从企业本身而言，他们在经营、财务和资本层面上也应积极采取举措来降低疫情影响。

对此，Kislaya Prasad教授表示，“在疫情的冲击下，政府首要任务也是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确保流动性——提供足够资金，降低利率并使企业更容易融资。从这点看，中国政府已经朝这个方向迈出了一步。与此同时，他们还需要为消费者提供临时支持，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许多人的收入将因被迫停工而锐减。另外，当前企业最需要的是迅速恢复正常状态，这当然需要政府尽快控制疫情以及人口健康管理。这是一场与时间的竞赛——恢复正常状态所需的时间越长，中小企业将被迫关闭的越多。”

至于企业本身应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Kislaya Prasad教授却说，“我真的认为应该由政府采取措施。中国应对疫情的一大重点应是防止大规模失业，尤其是在危机持续的情况下。同时公司需要抵制裁员的诱惑。我相信阿里巴巴已经承诺会创建新的职位。我认为这是一个可喜的发展，但鉴于问题的严重性，我认为这只是一小步。”

• 餐饮业

疫情爆发以来，让极度依赖客流量的连锁餐饮企业收入大幅下滑，而同时，它们仍需要承担高额的房租支出和员工成本。餐饮企业的当务之急是要开源节流。在产品端积极开展外卖+自提的业务模式，同时和社区合作消化原材料库存；与此同时，压缩一切不必要成本，尤其是在占收入比例高达30%以上的人员成本和租金成本方面。政府方面应当出台阶段性的政策，比如房租补贴、五金减免或缓交、税收优惠、企业免息贷款等等，以减轻企业当前的现金压力。

这次疫情的冲击也给那些平时被视为拥有优秀现金流的餐饮企业敲响了警钟，它们不仅更加需要加强现金流管理，留足现金储备，防止资金链断裂，同时也应当建立风险管理体系和突发预案机制，为应对黑天鹅事件，在合同中增加弹性化条款。

• 旅游业

和餐饮业一样，旅游行业也是高度依赖客流量的行业，此次疫情对后者的冲击一样是巨大的。不过，对于不同体量的旅游企业，在疫情的冲击下，其抗风险能力也是差异巨大的。

整体来说，体量大的旅游企业业务更加多元化，经营战略的选择余地更大，在疫情的影响下虽然业绩受损，但充足的现金储备能够帮助公司度过寒冬，同时丰富的业务布局也会帮助公司更快的从低谷反弹。但中小旅游企业业务相对单一，现金储备较少，更有一些企业自身经营状况本身已经恶化，疫情突袭可能会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 银行业

此次卫生突发事件何时结束尚未可知，这将导致工厂和企业长时间无法正常运营，企业难以偿还贷款，将增加各银行尤其是中小型地方银行的坏账压力。标普全球评级估计，这将导致银行新增5.6万亿元人民币的坏账，令不良贷款增加两倍，同时，整个银行系统的坏账可能会从去年年底的不到2%上升至总资产的6.3%，这样的比例已经20年未出现过。

尽管大型国有银行一直保持着较低水平的不良贷款率，但它们的股价在疫情爆发后受到了打击。而许多小银行深陷困境，坏账率已经超过其贷款总额的40%。显然，处在此次公共卫生危机中心地区的中小银行感受到的冲击远远超过国家级银行所感受到的。

坏账的激增将大大削弱银行。标普表示，银行为坏账而预备的准备金——平均准备金覆盖率——将从188%降至55%左右的危险水平。这反过来又会将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降低约3.8%，消耗他们手头用于抵御危机的资本。此外，这场危机迫使监管机构放缓或放弃了近期一些银行业改革，虽然暂缓了一些短期痛苦，但有可能使某些类型的高风险表外贷款重新抬头，并积累更多的坏账。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SARS促进了中国电子商务的兴起。那么，此次疫情可能会导致哪些新的社会变化和行业趋势？

对于上述问题，Kislaya Prasad教授表示，“此次疫情将会推动更多的远程办公。不过，远程办公在大型公司中更容易实施，而中小型企业却很难采用。当然，这并非在所有业务领域都可行。同样，教育机构将利用和发展其在线上课的能力，而远程医疗的趋势也将会加速。”

总的来说，面临上述严峻的形势，在社会各界的呼吁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已经拿出了包括暂缓税收和社保缴纳、减免税费、减免房租，提供政策性贷款、乃至财政贴息免息贷款等种种救助措施。具体而言，可以以“保就业”为目标对于受冲击大，牵涉就业广的企业，诸如餐饮、旅游、交通、建筑等行业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实施适度和优先的救助。

从一些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灾后重建的经验来看，例如，2005 年横扫美国南部的“卡特丽娜”飓风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美元，但是美国政府对于企业部门的救助主要是向受灾的六万多居民和企业主提供约21亿美元的灾难贷款，贷款的期限和利率有一些优惠；整体而言补贴的规模非常有限，也主要针对的是中小企业。2011年日本大地震后中小企业的经营也受到较大冲击，日本政府最主要的救助措施是为中小企业提供一定信用担保，为日本人提供职业培训和与中小企业对接的机会，帮助他们更好的满足中小企业的需求。在“非典时期”的新加坡，为了避免统一救助带来的“大锅饭”效应，政府按照中小企业过去3-5年的缴税情况，分不同行业，制定相应的比例，对企业进行税收返还。

Sandor Boyson

史密斯商学院研究教授

Sandor Boyson博士是马里兰大学史密斯商学院研究教授。在过去的四年中，他一直作为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NIST）的IT供应链风险管理首席研究员/顾问，从事项目研究。

Boyson教授拥有30年高级供应链和IT咨询顾问的经验，包括担任世界银行，泰国，印度尼西亚，巴拿马，波多黎各政府和美国国防部等公共组织，以及IBM / Sterling Commerce，Avaya，SAIC和Oracle / Sun Microsystems等私营部门组织的咨询顾问。

除从事供应链研究和咨询工作外，Boyson教授还在史密斯商学院教授技术管理、供应链管理和风险管理研究生课程。2015年，他被全球供应链弹性委员会评为年度教育家。

Kislaya Prasad

史密斯商学院研究教授

Prasad教授获得了雪城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和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是马里兰大学罗伯特·史密斯商学院的研究教授，同时还是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学会社会与经济动力学中心的客座学者。此前的职位还包括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和剑桥大学研究官。

Prasad教授的主要研究重点是个人决策的可计算性和复杂性以及经济平衡、技术的创新和传播以及对经济行为的社会影响。他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主要的经济期刊上，例如《货币经济学》、《数学经济学》、《国际博弈论》和《经济动力学与控制》。他目前的项目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包括医疗变化和医学技术的传播、不确定性下选择的复杂性以及合同理论的实验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