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年初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对全球经济景气造成冲击。不仅引发全球股市动荡，而且还重创全球供应链。中国政府为了遏制病毒，采取限制疫情发源地武汉及周边地区的非必要出行，以及关闭附近省份的工厂的举措，意味着中国和全球供应链都面临较大的风险。无数跨国和中国企业在中国大陆设厂。新冠疫情会让跨国企业加速分散供应链，减轻对中国的依赖么？

新冠病毒疫情不仅危害着人类健康与生命，更重要的是已经对全球经济形成冲击，其中最核心的是对供应链的重创。中国政府遏制新型冠状病毒蔓延的种种举措，正沿着全球供应链产生涟漪效应。

对于中国遏制冠状病毒的经验如何有助于稳定全球供应链，马里兰大学史密斯商学院Sandor Boyson教授分享了他的观点。他谈到：

“ 1976年，我加入了美国卫生研究小组，与医生，护士和系统分析员一起到中国城乡的医院和诊所进行了为期六周的访问。期间，我了解到针对1940年代在稻田猖狂的蜗牛热、血吸虫病的防疫运动；在1950- 70年代抵御老鼠、家蝇和蚊子传播疾病的运动。我很高兴认识一位美国医生乔治•海特姆（马海德），他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多年，在设计和领导这些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似乎已经在遏制第一波冠状病毒感染上取得一些成绩。也许今天，中国将实时分享他们的知识和经验，以帮助美国克服现在面对的冠状病毒危机。包括冠状病毒研究数据，卫生设施快速建设的新做法以及用于大规模检疫支持的食品和卫生提供系统。”

全球供应链（指来自不同地方的中间产品和服务经由它进入成品生产）已经改变了世界，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接近80%，其中包括约逾10万多亿美元的中间产品和服务贸易。

资料显示，在《财富》 1000强企业中，有163家在中国拥有与其有直接业务关系的一级供货商，而938家拥有中国第二级供货商为第一级供应。换句话说，几乎所有的《财富》1000强企业直接或间接承受了供应链上的“中国因素”风险。

从供应链角度看，新冠病毒或许不是“黑天鹅”，而是“灰犀牛。最新报道，世界卫生组织(WHO)给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贴上“大流行病”的标签。“大流行病”意味着一种疾病在世界上几个不同的地方迅速蔓延。截至3月11日19点13分，全球确诊病例总数激增至约124665万人，死亡人数达到4586人。

因此，跨国企业和金融市场都在问：

疫情过后，全球供应链如何重组？经过此次新冠病毒的“彩排”，全球是否能真正减轻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

实际上，新冠疫情造成的零部件和原材料短缺情况可能比预期的严重得多。企业通常只关注直接供应商的情况，对二三级乃至更下游的厂商一无所知，这导致它们中的很大一部分可能不知道自己会受到中国工厂停工的影响。

总部位于加州的Resilinc公司通过追踪逾300万种零部件为客户提供供应链绘图服务。该公司发现，约1800种加工零部件产自中国以湖北省为中心的因爆发疫情而实施隔离的地区。显然这些企业应该做好供应链至少中断六个月的准备，而且在过去的危机中，也出现过像消费品包装这种被忽视的东西导致了产品短缺的情况。比如飓风玛利亚(Hurricane Maria)过后，医院里急缺塑料包装袋（不是血液供应短缺，而且血浆袋告急）。这种类似情况过往灾难出现后经常发生。

显然，在新冠病毒疫情笼罩下，没有一条供应链能不受影响。

自上月以来，新冠病毒疫情已影响到欧洲汽车制造商在中国的生产线，但对欧洲本土供应商的连锁反应直到现在才开始显现。由于意大利因新冠病毒疫情而采取隔离措施，一家欧洲汽车供应商被迫关闭其在意大利的主要工厂，这是迄今为止疫情可能给欧洲各国国内工业和经济造成影响的最明显证据。

关于跨国公司如何减少对中国供应链依赖的问题，Sandor Boyson教授表示，“跨国公司很难与中国脱钩。例如，在我们自己的模型中，对中国手机工厂的投资可以产生52％的投资回报率，而在美国则为7％。中国的作用在于它是生产高价值和关键中间产品的生产者，这些中间产品为整个行业提供服务，尤其是整个亚洲。如果您研究十年前的区域间贸易数据，这种趋势就很明显。”

Sandor Boyson教授还表示，“中国发达的物流基础设施及其在天津和上海的核心区域综合体，正在为其向全球领先的供应链系统集成商角色的过渡提供支持。这样的角色将使中国需要依靠更广泛的、全球采用的标准，使中国的系统在世界范围内最有效地运转。几年前，我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关于网络供应链风险管理标准和美国和欧洲实践准则的讨论；以及讨论中国如何使其网络方案与这些地区标准保持一致的方法。当时，这是中国最大的IT公司（如阿里巴巴和腾讯）的当务之急，因为它们都希望将投资扩展到这些地区，并需要与跨境合作伙伴和客户快速同步系统。”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全球供应链重组已不可避免，只是时间和幅度的问题。根据目前已有数据，至少有30-40%的外商可能把供应链从中国撤出，这是因为近两年来中美贸易战下的关税和报复性关税的影响已经迫使它们对于替代供应商进行研究，疫情只是加速这方面的落实。

或许全球供应链重组未必是针对中国，而是对于全球布局的地区性分散风险。

Sandor Boyson教授认为，”从全球供应链的角度来看，若中国在新冠病毒疫情过后的生产能力快速恢复，并向全球客户交货，且其港口和机场可以重新建立向世界各国的货物吞吐量，那么中国将证明它确实具有韧性，并保持在未来很重要的供应链活动的全球枢纽地位。”

此外，决定了中国的供应链不能完全被取代因素还包括：中国有比他国更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在特定产业，中国所能提供的技术和劳工水平不是目前东南亚低工资国家能轻易取代的；中国有很大的内需市场支持供应链留在中国等。

Sandor Boyson

史密斯商学院研究教授

Sandor Boyson博士是马里兰大学史密斯商学院研究教授。在过去的四年中，他一直作为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NIST）的IT供应链风险管理首席研究员/顾问，从事项目研究。

Boyson教授拥有30年高级供应链和IT咨询顾问的经验，包括担任世界银行，泰国，印度尼西亚，巴拿马，波多黎各政府和美国国防部等公共组织，以及IBM / Sterling Commerce，Avaya，SAIC和Oracle / Sun Microsystems等私营部门组织的咨询顾问。

除从事供应链研究和咨询工作外，Boyson教授还在史密斯商学院教授技术管理、供应链管理和风险管理研究生课程。2015年，他被全球供应链弹性委员会评为年度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