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不吝赞美声之外，该协定面临的质疑声也不小，虽然谈判完成，但考虑到相关文本转换成正式法律文本加上批准程序，该协定离真正实施还需要一段时间，这期间可能存在的变数不免让人心悬着。此时此刻，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一“历史性突破”事件？又该如何合理评估该协定的意义和影响？

对此，马里兰大学史密斯商学院金融学教授Kass博士表示：“该协定为企业打开利润丰厚的新机会，预计欧洲企业将对其业务有更多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同时这一协定将对某些领域的欧洲公司有利，例如汽车和云计算。此外，中国已承诺，其国有企业在买卖商品和服务时将不会歧视欧洲公司，他还承诺对补贴更加开放，并表示将禁止强迫技术转让。”

谈判初期甚至到了中期，欧盟都未将投资协定作为重要事项来推进。因为彼时，欧盟的头等大事是与美国进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而中国更加重视美国和亚太市场，也期待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可以顺利进行。

但是，随着TTIP谈判事实上失败，以及始于2018年的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中欧投资协定的谈判开始进入到快车道。如果单纯从经济利益考虑，中欧达成协定是双赢局面：站在中国的立场，中国希望进入欧盟市场以对冲与美国的贸易摩擦，特别是通过投资收购等方式快速改善自身的技术短板，并且进入到欧洲的能源市场；而欧盟也希望能以更少限制进入到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中国市场。

不可否认，如此重要的双边协定不可能一帆风顺，除了协定双方的经济利益摩擦以及非经济因素产生的外交争执以外，中欧谈判中的第三方影响是客观存在的，该协定谈判无疑牵动着中欧美三角关系的变动及其地缘政治利益。特朗普领导的美国政府为遏制中国的发展，试图拉拢欧洲等传统盟友孤立中国，这一度令中欧关系陷入僵局。但此次中欧签署投资协定，说明欧盟在经贸和投资问题上是基于国家利益进行谈判，并非盲目跟随美国步伐以冷战思维处理中欧关系。

Kass教授表示：“随着拜登上任日期临近，拜登政府很可能与欧盟更加紧密合作，并就国际贸易问题与中国共同谈判。不过，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政策及其遗产仍让欧盟感到担忧，特别是在拜登竞选期间全力承诺重振美国制造业，并决定暂时延续特朗普的贸易遗产后。另外，美国与中国的对抗将大大减少，并将大大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此外，在2020年11月15日东盟十国与中日韩澳新五国签署RCEP，即《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之时，欧盟就开始将中欧投资协定作为头等大事推进。而新冠疫情大爆发后，中国抗疫成绩优异且再次成为全球经济引擎，更加令欧盟感受到与中国加强贸易和投资关系的重要性。

首先，中国在行业开放方面，承诺力度非常大，甚至超过过往类似安排。中方承诺向欧盟投资者提高汽车、金融、医疗、云服务、交通运输等众多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开放力度空前。以乘用车行业为例，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产能和市场，欧洲车企在华拥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在电动车引领的全球行业大变革中，中国处于核心位置，对欧洲车企的全球布局至关重要。因此，协定中逐渐取消汽车行业外资股比限制、开放新能源汽车准入的承诺，对欧盟成员国（特别是德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其次，营商环境的平等化也是双方谈判的重点。中方承诺在华欧盟企业获得公平待遇，具体涉及国有企业、补贴透明度和禁止强制技术转让等方面的规则。显然中国在公平竞争环境领域的承诺程度前所未有，中国在国有企业、产业补贴等领域与欧盟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这有助于提高国内市场的可竞争性，也有助于缓解来自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外部压力。

最后，中方还在劳工和气候变化等可持续发展领域做出了重要承诺。劳动权益一直是欧盟比较在意的内容，此次中国不仅致力于批准《国际劳工组织基本公约》，对尚未批准的《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强迫劳动的两项基本公约》也做出了具体承诺。

早在2018年，美国还是中国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但到了2019年，欧盟、东盟分别成为中国第一、二位的贸易伙伴，将美国挤到了第三位。

在欧美之间就针对互联网巨头的“数字税”长期争论不休之后，欧盟在12月15日颁布限制美国互联网巨头不公平市场竞争行为的《数码市场法》与《数码服务法》，显示双方在如何引导数字产业有序发展，以及如何保障网络安全方面，依然存在难以弥合的分歧乃至对立。

对于欧美在数字税等领域存在的争议。Kass教授认为，“解决数字税和其他领域的争端符合美国和欧洲的共同利益。本次中欧投资协定并不会削弱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的前景。”

尽管拜登表明要改善欧美关系，但与美国一道遏制中国并不符合欧盟自身的利益。欧盟与中国的矛盾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和外交层面，在经贸投资关系、安全问题、遏制气候变暖等方面，双方反而比较和谐。

此次中欧投资协定达成，双方互惠互利，但却间接损害了美国的立场和利益。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该协定公布后不久表示，敦促“就我们对中国经济行为的共同担忧，尽早与欧洲伙伴进行磋商” ；而特朗普政府则迅捷宣布，将会提高部分欧盟产品关税。

对于欧盟而言，欧美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和重合的地缘政治利益，这是它们能够结成半个多世纪盟友的基础。但在对华经济问题上，双方又存在激烈的竞争。中国14亿人的大市场尤其4亿中产阶层的消费升级，是各自的企业和政府不能忽视的。既然美国可以和中国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定，与欧盟争夺在中国市场的发展机会，欧盟当然也可以从自身利益出发与中国签署投资协定。尤其是，随着拜登的上台，中美可能达成的第二阶段协议，美国在中国锁定的利益很难与欧盟分享。

正是出于这种考量，欧盟利用美国权力交接的空档期，快速完成与中国的投资协定谈判，掌握主动权。协定签署后，欧洲企业将在中国享有比美国企业更优惠的投资环境，特别是在电信、金融、新能源汽车等领域获得前所未有的机会。

总的来说，在中美贸易摩擦持续两年多，以及欧美抗疫失败后，中国与亚太、欧盟走得越来越近。中欧合作本身就是对于中美贸易战的突围尝试。正如中国外长所言：“中欧合作远大于竞争、共识远大于分歧。双方是全面战略伙伴，不是制度性对手。”此时，即将上任的拜登需要重新思考美国的政治经贸和投资战略。